2024年11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起草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报告，在特朗普私人地产海湖庄园正式发布。此后，该报告随后被广泛称为“海湖庄园协议”。“海湖庄园协议”试图通过高关税、美元贬值、债务置换与多边货币谈判、安全保护费等手段，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我们该如何理解“海湖庄园协议”重塑全球规则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国又该如何应对？为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京报社和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于7月5日联合主办了“2025中美贸易战略重构研讨会”。12位国内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海湖庄园协议’（下称“协议”）对全球经贸重构的影响与中国应对”展开深入探讨。
美国试图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秘书长林桂军教授指出，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经历了深刻转型，在美试图战略收缩背景之下，“海湖庄园协议”是这一转变的一个更系统的表述，或将突破特朗普早期以关税为核心的目标属性，政策正朝着更加系统、多维度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
“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贸易壁垒，而是制度的重构、体系的改写。”林桂军说，“海湖庄园协议”除将关税作为切入点，还提出美元贬值、债务置换和多边货币政策安排等改革方向，形成覆盖贸易、金融和货币多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特征，试图在更深层次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黄建忠对比了“海湖庄园协议”和《广场协议》的异同。黄建忠表示，《广场协议》主要推动了美元贬值以缓解美国与特定国家如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属于有针对性的多边货币协调。而“海湖庄园协议”不仅涵盖货币贬值，更强调通过高关税和多边货币体系变革，构建更加紧密的全球治理联盟。“它意图打造一个包容范围更小、结构更紧密的制度联盟”，意在重塑全球经济权力结构，强化美国主导地位。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佟家栋从战略安全视角分析，认为“海湖庄园协议”反映了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升级，贸易、金融和安全政策深度融合。因此，此举不仅是经济调整的需要，更体现了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延伸。
“多维融合的制度设计标志着美国从传统贸易摩擦迈向以制度规范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佟家栋表示，这种融合意味着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更加依赖制度规则的制定权，而美国正积极巩固和强化这一权威。
“海湖庄园协议”背后的去美元化和债务置换政策引发全球资产结构的深刻调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表示，面对庞大的财政和贸易压力，美国政府试图利用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寻求新的平衡点。这一过程对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可能带来复杂的外溢风险。“中国必须警惕并做好应对。”
中国或被制度性边缘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部长、文澜特聘教授钱学锋认为，“海湖庄园协议”不仅是贸易政策的工具，更深刻地反映出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战略意图。“多边货币谈判中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美国构建经济铁幕、打造阵营化对立的一部分。”
钱学锋进一步介绍，“海湖庄园协议”背后隐藏的排他性多边主义策略，正逐步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制度圈层，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空间，试图通过制度壁垒维护自身利益。
佟家栋则从制度政治学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这种制度排斥的运作机制。他认为，“海湖庄园协议”所推动的多边机制实际上构筑了一种“新的门槛”，不仅在贸易领域实施技术性壁垒，更在金融、货币和产业政策层面强化排他性规范。
不仅如此，佟家栋表示，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标准和合规要求，将不符合其规则体系的国家排除在外，形成一种“制度性脱钩”。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多边制度谈判的空间正在被缩小，这意味着可能被边缘化在外层制度圈之外。
黄建忠同样强调，这种排他性的制度联盟，其实是一种美式制度外溢，背后隐含着对我们的制度不信任和排斥。这一排斥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制度对抗，旨在构建一个围绕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将潜在竞争对手制度化地限制在边缘位置。
这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正在以多种形式具体体现。首先，在贸易领域，美国强化对关键技术和原材料的出口管控，推行所谓的“可信供应链”政策，通过设定安全与合规标准限制非盟国企业进入关键市场。其次，金融领域出现了更严格的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和外汇储备政策，意图通过资金流动壁垒来限制竞争对手的金融资源配置。再次，在货币合作层面，协议推动构建排他性货币联盟，通过多边货币安排强化美元中心体系的稳定，排斥非盟国家的货币影响力。
这些制度安排的形成，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挑战。因此，沈国兵提醒，制度性边缘化的风险不仅体现在制度参与权的缺失，更可能通过制度性冲击波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制度的排斥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全球资本流动、贸易规则、货币政策等多维度面对更复杂的挑战。
中国需扩大制度性合作“朋友圈”
针对制度性边缘化的挑战，与会专家普遍呼吁我国政府急需采取多层次、多维度的应对策略。
沈国兵表示，“海湖庄园协议”正在引导全球金融市场加速再平衡。中国若延续过去依赖美元资产、维持高额顺差的模式，未来将面临更多制度性风险，因此，主动调整战略已成当务之急。
佟家栋则建议，我国政府应着力构建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规则体系。因为规则的力量体现在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让参与方感受到制度公平，而不是只做一个制度的旁观者。相比被动接受外部制度输出，我国应积极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跨境数据治理等新兴领域提出具有包容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增强在未来国际谈判中的筹码。
在林桂军看来，美国具有向国内收缩的势头，这个进程也许可能是逐步的。在这一形势下，我国可以选择进一步扩大制度性合作的“朋友圈”。首先，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作是重心。其他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在不同侧面增强我国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如金砖国家合作，上合组织合作，与拉美和非洲的合作。要争取减少我国同欧盟国家在规则方面的矛盾，以灵活方式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中的优势。
林桂军建议，在全球制度重塑的格局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全局”就是准确把握全球多极化的趋势，“谋一域”是根据不同侧面的具体情况，形成与全局目标良性互动的结果。我国不但要参与规则，为适应当前新的变化，更要学会设计规则。比如，在多边贸易体系处于停滞的情况下，通过区域制度共建和多边安排，顺应多极化全球趋势。这样我国可以缓解被边缘化风险，并在新秩序中寻找新的制度对接空间。
黄建忠则认为，中国不仅要强化本国制度供给能力，更要在双边或多边框架下构建“规制互认”的操作路径。如果规则无法互认，市场也就难以真正打通。未来的竞争将更多体现在制度平台之间的兼容性与适配性。“在制度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保持政策的战略灵活性与迭代能力，是避免陷入制度冲突的关键。”
不过，专家们也表示，既要在当前制度中寻找空间，也要有能力在局部领域“搭建新制度”，实现规则与战略的双向适配。这一过程中，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链的韧性，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度，都是制度建设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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